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 它如何让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什么是新型研发机构？它和传统研发机构有哪些不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把自己描述为“四不像”，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乍一听，这还真有些“新奇”。但就是这样一个听起来“新奇”的研发机构已经累计孵化企业30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30多家。从“书架”到“货架”，它是怎么做到的？它“四不像”的特点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大楼内的海洋氢能研发中心，邝允正带领研发团队进行海水电解制氢的实验。在十几公里外的妈湾电厂，以他们研发的海水制氢装备为主体而建成的制氢加氢一体站，占据6个集装箱的位置，成为电厂最显眼、最前沿的设施。
邝允：我们用海水制出来氢气，就可以直接给港口的一些像物流车去加氢，他们以后就不再烧油了，就用氢气去驱动。
邝允感慨，三年前，这项技术还和他一起待在大学的实验室里，如今，已经从实验样品变成应用产品。假如没有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助力，根本没办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完成这样的跨越。
2021年，为打造氢能应用场景，深圳能源集团找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希望能有一支科研团队提供技术支撑。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仁辰记得，当时，正好还在大学搞研究的邝允团队找到他们，希望能将海水制氢技术孵化成产品，三方一拍即合。于是，由邝允带领的海洋氢能研发中心当年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
刘仁辰：央国企来出题，我们来组织技术团队或者是早期的高科技公司共同合作来答题，这个和我们传统意义上高校的横向项目，其实从目标、最后的结果以及中间的组织过程还是有非常多的不同，这能够说是一种开放式创新的模式，这个也是我们来进行成果转化很重要的工作。
邝允：我们做科研的就有两大梦想：一个是知识成果上书架，另外一个就是技术成果上货架。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些新的技术产生，也有一些新的知识产权，包括一些论文发表，这个就是上书架的。同时我们在这里研发的新技术能够真正服务于产业，上了货架，所以在清华研究院这样的平台上，我觉得还是能够最大地发挥科研人员的价值的。
邝允口中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平台？用刘仁辰院长的话说，它是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的一座桥梁，把技术从“书架”搬上“货架”。1996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时，国内没有这样的机构，技术成果转化缺少可实现的路径。
刘仁辰：高校科研团队不是为了工程化，不是为了怎么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样品，然后变成一个产品，变成老百姓每天能遇到的或者我们在工业生产里面会要使用到的商品。高校只是完成了最前面一段的工作，而企业完成的是产品怎么变成商品此阶段的工作。中间有一段它在社会功能上来讲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缺乏的，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以前，那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没有高科技的初创企业，因此就产生了这种新型科研机构，填补了这种空白。
承担的功能不同，体制机制自然就要创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形式上是事业单位，但不定行政级别，不定编制，经费自理，实行企业化管理。研究院将自己描述为“四不像”。
刘仁辰：这个不是一开始设计出来的，说我要搞一个单位搞成“四不像”，其实是在探索中慢慢摸索出来的。因为政府很多资源更方便到事业单位里面去支持公共资源的搭建。但是你得相对更贴近市场，因为你解决的是技术怎么去转化，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力的问题。但是我如果是一个企业的话，根本任务是为了盈利，我就想怎么多多地挣钱，这就削弱了我对社会服务做一些长期重要但是不那么赚钱的事儿的功能。所以我既是企业，我又不能完全像企业。我是个科研机构，因为我做的事情必须得有科研属性，完全应用式的研发，工程化的放大。这两段工作在高校它是没有队伍和功能去完成的，就需要在新型科研机构有这一块的研发功能，所以我是一个科研机构，完成的是成果转化。
科研属性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底色。研究院麾下有170多个研发中心和实验室，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化的经济、能源新技术与双碳、新材料、生命健康、先进制造、安全环保等新兴起的产业领域。研发中心的建设采用“研发中心或实验室+产业化公司”同步组建模式，成果考核由市场效益衡量。刘仁辰表示，研发人员也没有“铁饭碗”，用市场化的薪酬机制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并且在全国先行先试由研发团队分享技术股权，管理团队合法持有股权的模式。
刘仁辰：我们产生的科研成果，70%是要奖励给科研团队的，这样他们才会有足够多的动力去把原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年干的活，现在半年就能完成。
如果说基础研究的突破是实现0到1的过程，那么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就是1到100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才、资金、研发空间、产业对接、政策等等，少一样都不行。刘仁辰形容，就像养育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就是“养育者”。
刘仁辰：它需要人，需要科研条件，需要钱，需要空间，需要商业资源，也需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这些如果是一个团队独自地去面对，它就需要和不同的群体打交道，对于一个初创团队在人员和资源特别是经验比较有限的情况下，还是非常有挑战的一个事情。如果在研究院这样的平台上，它会有一站式的服务和支持，这样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它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大大加快了它发展的速度，提高了它的成功率。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便是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土生土长”的孩子。2014年，在研究院麾下的实验室孕育了10年的一种全新污水处理技术已成熟，等待接受市场的检验。清研环境研究院副院长王思琦说，当时研发团队对自己的技术信心满满。
王思琦：传统的技术就是说微生物把污水处理之后，还要把水分离，分离的结构需要占领污水处理厂40%的占地。我们现在就把反应和分离叠加在一起，能节约40%的占地，然后里边处理污水的微生物能自己回流，不需要外加动力回流了，所以运行成本上也能降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省占地、省投资、省运营成本。
按照以往的思路，研发团队去外面找一个企业合作，将他们的技术做成产品，投入应用即可，可他们却屡屡碰壁。
王思琦：你是一个科研人员，老想着我这技术好，真正的一些工程应用方面可能不够周全。别人说你们这个技术还是很新，我们没碰到过不知道如何用，会有所顾虑。研究者人员的身份去推广，尝试了多种方式都不行。当时院长说你们就自己出来自己干。
然而，科学家办公司，欠缺的还很多。此时，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给予父母般的支持。刘仁辰说，没有钱就给钱，没有商务经验就传授商务经验。
刘仁辰：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公司具体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创业这些工商教育，因此我们就给它来进行培训，一些企业管理、工商的这种培训，这是解决他的人和团队上面的问题。我们的风险投资的团队也对这一个项目进行了早期的投资，在社会资本认为还是风险很高，不愿意投资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投了一笔钱。
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支持下，以这项污水处理技术为主的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该技术逐渐在深圳社区、景区、农村等地应用，效果非常明显。2015年，深圳市提出消除黑臭水体的目标，清研环境的应用前景更为广阔。也是在这股东风下，2022年清研环境成功在深交所上市。从企业成立到上市，仅用了7年多的时间。
研究院将公司上市视作长大成人的标志之一。这个方面而言，清研环境是成长迅速的代表。不过，大多数孵化企业长到上市至少经历10年以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有这个耐心。力合微电子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刘鲲：我们2002年成立，一直攻克用于物联网连接和通信的基础底层技术，包括协议，包括核心芯片
二十一世纪初，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瞄准了一个新领域物联网，院里将芯片研究人才刘鲲从国外引进，拿真金白银支持他成立力合微电子公司，专注于电力线通信技术和芯片研发，为物联网、智能家居等提供稳定可靠的“最后1公里”通信连接和智能设备接入。尽管当时研究院成立并不久，影响力远不如现在，但刘鲲被这种新型研发机构所吸引。
刘鲲：除了一些研发实验室之外，还有一种开放、包容、创新的方式来支撑科技的一些布局，科技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它的特点就在于它不单单是资本投资，相当于是一个科技布局，核心技术方向不光看重现在，还看重未来。在这种模式下，这种氛围下，对创业团队它也给予了非常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包容，独立地去发展这个公司，信任的力量我觉得比其他的支持都重要。
信任不是空谈。前期研发阶段，研究院默默支持，为团队提供专心科研的环境。直到2010年，也就是成立8年后，公司才实现了盈利。
刘鲲：高科技领域特别是芯片领域，它的研发投入确实有时候风险蛮大的，在这样的领域，在电力线通信领域、PLC芯片领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周期，需要耐心资本，研究院从一开始公司创立作为原始的创始人股东一直陪伴。
如今，我们大部分家庭使用的智能电表、智能家居系统里面的芯片都来自力合微电子。科创板开市后不久，2020年7月，力合微电子登陆上交所科创板，成为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PLC通信领域第一家登陆科创板的高科技公司。长大成人的这18年间，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力合微电子。
与政府对接、给资本支持、跟产业联结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给科研人员架起从实验室到市场这座桥梁的同时，更充分鼓励开发团队培养自我造血的能力。
刘仁辰：我们主要的投资阶段都是在这些早期的领域，也就是说在风险最高的时候，我们给他投第一笔钱、第二笔钱，后续会有其他的社会资本来接力持续的投入。我们会持续地来探索机制体制的创新，以及产学研深层次地融合的创新体系的建设，不断地优化我们成果转化的专业化服务，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服务应该走向更专业化、更体系化，更标准化。
孵化企业3000多家，上市公司30多家成立近30年，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绩斐然。近年来，我国新型研发机构规模逐步扩大，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加大。截至目前，各地企业类型、事业单位类型、社会服务机构类型等新型研发机构达到2000多家，对推动科研机构改革探索、扩大高能级技术供给、引领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打造国家竞争优势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